中华古国，礼仪之邦，中庸之道，和谐至求。

法，古为“??”，刑也。刚正不阿，执法如山，是国家和人民对执法者的要求和期许。情，是对事物的无私关心和牵挂，即人之常情。人情者，圣王之田也。“夫礼，先王以承天之道，以治人情，何谓人情？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，七者弗学而能……”（《礼记》）

有道是，法不容情。翻开历史的书卷，诸葛亮挥泪斩马谡，包拯心如刀割处死自己的亲侄儿，毛泽东忍痛处决建国功臣刘青山、张子善……他们含着怨怼，含着热泪，因为被处决对象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，那被处决的是他们的亲人、同志和战友，然而，他们别无选择，义无反顾，他们摒弃了亲情、友情，却捍卫了至高无上的法律，赢得了执法如山，铁面无私的口碑。

西方法谚，“法乃善良公正之术。”法不容情吗？非也。“法”与“情”并非冰火两重天，它们之间也有平衡点。汉代“经义决狱”、“春秋决狱”，唐代“以礼入狱”、“以礼入律”，都体现了法与情的融合，宋代更是把“天理、国法、人情”一并倡导，正是这样的法律制度，使中国古代创造了辉煌的灿烂文明。寻古思今，放眼当下，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，对政法工作提出党的事业至上、人民利益至上、宪法和法律至上“三个至上”指导思想，中央政法委提出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、社会管理创新、公正廉洁司法“三项重点工作”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“公正司法、一心为民”和“为大局服务、为人民司法”工作方针，都是顺应了中国的国情，把握了时代的脉搏，把情、理、法有机地糅合起来，使情、理、法在自然、和谐中发挥作用，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。

君不见，我国的诉讼法中规定的回避制度，民事诉讼中“调解优先、调判结合”，追求案结事了的调解制度等，均是“法”与“情”融合、互动的结果，刑事诉讼《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》中，对危害国家安全罪、职务犯罪、商业贿赂犯罪等“公”领域犯罪将从严惩处，对于因恋爱婚姻、邻里纠纷、劳动纠纷等“私”领域矛盾引起的犯罪，以及因被害人过错、义愤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情况引发的犯罪等，尽量从宽，这也是法律融合了民情民意的结果。

硬邦邦、冷冰冰的法律尚且温情脉脉，闪耀人性的光辉，执行法律的人民法官，可是血肉之躯的凡夫俗子，怎么可能做到六亲不认、铁面无私呢？当然，这里所说的情是在不违背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的前提下，对弱势当事人的恻隐、包容和关爱，而不是置法律于不顾，一味地迁就、偏袒一方当事人，更有甚的是打着“情”字的幌子，实则谋取一己私利的勾当。

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下，新时期的法官当高扬审判工作的主旋律，胸怀全局，心系人民，忠实法律，无私奉献，将党的群众路线落实到具体审判实践中，做到情法辉映，曲直可鉴，让当事人信服，让人民群众满意。

在我们身边就有无数个这样默默无闻的法官，他们在自身良知和品行的指引下，把满腔的热情倾注到无限热爱的审判事业中，倾注到所办案件的每个当事人乃至于他们的每一个家庭中，全国模范法官陈燕萍就是这样一个典范。她用群众认同的态度倾听诉求，用群众认可的方式调查事实，用群众明白的语言释法析理，用群众信服的方法化解纠纷。面对孤苦的少女，她是慈祥的母亲，面对委屈的老人，她是孝顺的女儿，面对烦恼的当事人，她是真诚的姐妹。试想，如果没有对孩子真心的爱，怎能换来“妈妈”的称呼，如果没有对老人真心的孝，怎能换来“好闺女”的称赞，如果没有对他人真心的关心和体谅，怎能换来他人“今后我都听你的”的表白。她的调解之所以屡获成功，借助的不是法律，而是道德与“人情”。

因为有这么一群情深意切的法官，法律不再冷若冰霜，当事人不再对法院、对法官望而生畏，无数干戈相向的当事人握手言和，无数人间烦恼抛之九霄云外，无数折翅的花季少年得以再展鲲鹏，无数支离破碎的家庭得以破镜重圆，这个世界也因此五彩缤纷，人们心灵深处也因此多了几分温暖，几分感动。

法律，让我们敬畏，

法官，让我们敬佩。